大洼记事
张华北
一
那天，我骑着家里那辆黑漆斑驳的“飞鸽”自行车，沿着土堤路西行，车后带了铺盖、脸盆、饭盆等杂物，怀揣着一张通知书。越过一个小村北尚庄，照直北行，下了港堤路奔向荒洼中的一个小村。其实，那小村不能称得起村，只有两、三排四五栋土房。路没有了，只有荒草漫上沟堤，一条排沟挡住了去路，如果从几里外的木桥上拐过来就好了。“家雀不吃回头食”，反正沟不深。我脱掉鞋袜挽起裤腿，把车横梁扛在肩上，趟着茂密的水草过了排沟。
这里有上千亩耕地，年，正是农场蒸蒸日上的时候，沧州市将一批社会青年、无业居民二百多人安置到农场。在最边远的西北角洼地上，垒起几十间一人多高的土坯房。村，好歹得有个名，因是新建的职工队，场长拍板定为新建队。后来有人说场长名叫新建，是以他的名取队名，人们只是一笑，谁也不当真。到沧州接他们来的那天，负责人员说：到南大港每天吃大米饭熬梭鱼，长了都要吃腻的。果然，大卡车开进总场大食堂，果真吃了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熬鱼，不过，鱼不是梭鱼是大厚子（草鱼）。以后再拉到新建队，吃不吃米饭熬鱼就没人负责兑现了。
小村边，几个半大小子在一辆散了架的木轮大车上玩，那个个头最高的甩着根麻绳鞭子学赶大车，嘴里“吁来”、“喔”叫个不停。过后知道，他叫铁蛋。见我的到来，他们高兴地指着前排东头说：“那是队部。”全队劳力都下地了，只有一个会计和伙房的厨师在家。直到中午，宏亮的大喇叭响起，播放的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大队人马收工了，人们先用惊愕的眼光看着我，继而放下镰刀，拿起饭盆淡淡地从我身边走过。我很快被安排到一间六人的大宿舍里，这是一铺大火炕，一人一卷铺盖靠墙卷起，门后戳着铁锨、锄，镰刀插在墙逢上。下午，哨子一响，我就随着大队人马下地砍野箐（野苎麻）了。队上，夫妻孩子同来的有十几户，一户一间，我们是单身汉，六七人一间。同屋有小王、小戴，比我稍大，共同语言多些，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细四清工作队还没撤，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工作队长杨主席和队友三人还在队上，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工作队员在一块地里砍野箐，刚下过大雨的地里，野草有一人高，草里、沟边到处都长着箐，两米多高的箐杆上叶大如扇，枝顶黄花串串，籽夹如朝天的小灯笼。在耕读学校的三年，使我受益非浅，干起活来毫不生疏。当手中的镰飞快地砍下第一棵箐时，我的劳动生涯也就正式开始了。
二
早晨五点，哨声一响，人们从炕上骨碌碌爬起，抄上镰，到两栋房之间的空场集中。“男的泡箐，女的去打草。”队长麻利地分完活，人们散漫着跟着队长、副队长下地。每日三出勤，使我总是处在饥饿中，每月四十斤口粮计划，半个月下来，就所剩无几。只好找队长，队长好说话，要干活，反正要让人吃饱。随手开一张二寸纸条：“给，省着吃。”那是裹叶子烟的纸条，上面苍劲的一行字是“伙房：解决饭票四十斤。”那时，一来队上有一些长期回沧州不归者，节省的口粮正好排用场。二来是纯职工队，对长有办法找总场要粮。
那场“大革命”的狂飙终于吹到了这个死寂般的小村。八月底，全队集合步行到总场参加大会，不去不记工。会场设在中学操场，按分场、单位排开。许多人见我到场，投来诧异的目光，人们在窃窃私语。大会主题还是从那些片言只语中捕捉到，原来今天召开批斗大会，继父是牛鬼蛇神中的一员。我感到会场所有的眼睛都在看我，批斗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心中的茫然紧张的感觉迫使我悄悄地站起来，默默地离开了会场。家里已经杂乱不堪，小小的一间住房，门上、墙上、窗台上贴满了大字报。家里无法呆，我默默地走回队里。过后，小王对我说，那天大会上揪出了十几个人，斗得很厉害，会后游行，把他们戴高帽子游街。天好热，满街上人山人海，象过节似的，我们只跟着喊口号。
王徐庄刘家大祖坟被“红卫兵”平掉了，“红卫兵”就是那天成立的。刘家五百多年前的那位祖爷的坟，挖到底没见着一对水缸，（据说是水缸埋着的）人们说：坟悠了。原来，每年雨水冲刷四方不一，但清明培坟又四面平均，每年偏上十公分，那对缸早已几十米开外了。如果老祖先的儿子聪明一些，立上一块石碑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
第二天，工作队长杨主席见了我说：“小张啊，不要、不要有别的想、想法，好好干吧。”一句话虽说得结巴，却说得很温暖。在此后的日子里，确也证实了队上没有多少歧视我的行为。多少年后，杨主席去世，我仍记起他的那句话。
三
远在广州的同学给我寄来造反派的传单，火药味十足。他是飞行学员，随部队驻守广州。农场造反派也很快分成了两大派，一派叫“只争朝夕”，一派名“八·三一”，标语、传单满天飞。但农场几万人要吃要喝，生产不能停，沟要挖、河要修。于是，四月里，在草长莺飞的季节，全队男劳动力，包括我们这些只能挣七分工的劳力，全部住进了二十九队，开挖那条通海的小排河。这个农场最东界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队，牲口棚、队部、仓库所有能住人的房全部塞满了民工，晒场上还新搭上了几十排窝棚。这可能是这个队有史以来人最多、也最热闹的时候。我和小王、小戴用队上唯一的牛车，其他壮劳力没有我们的幸运，两人一副杠，用大筐抬。那头牛是头仕牛，我们的大锨垡子挖起的粘土足足半米长，象大瓦片一片片扣在车上，小牛奋力上拉，一人前面拉缰绳，两人左右相推。河泥越堆越高，拉车越来越费劲，喝斥声也越加频繁。终于有一天，小牛拼力爬坡，拉绳绷得很紧。忽地，小牛前腿低下，两膝跪在地上，一个劲向上使力。我们奋力推着，拉起小牛，把小山似的车拉上堤顶。从此，车上的山头小了许多。“歇畔”时，小牛独自倒嚼，见我抚摩它的头，就用舌头友好地舔舔我的手，我也很羡慕它随时能嚼东西吃，而且那么香。几十里的河道里，民工如蚁，人们干得热火朝天。时有造反派的宣传车开来，高音喇叭里大声批判着另一派的劣迹。有人小声地说：“哪来那么多鸡巴事，干点活不好吗！”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饭量大增，每顿二两一个的大包子可吃到八个，还要喝上一饭盆水，人的胃有这么大吗，真不可思议，好在挑河的民工口粮满足供应。
文工团要来慰问了，河工们奔走相告，确实，枯燥繁重的劳动需要精神的慰问。文工团成立于农场建立之初的年，河北梆子、话剧演技水平不低，演员也十分出色，在全国农垦很有名气。舞台设在大食堂旁边，晚饭后灯光通明，人们从窝棚里、土房里、牲口棚里走出来，三三俩俩从四面八方围拢来。随着激越的锣鼓，演出开始了，漂亮的男女演员举着红语录跳上了舞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演员们伸展双臂，夸张地仰望着上前方，一付付虔诚的目光。两个节目过后，突然，人群一阵骚乱，舞台一侧几十条小伙子挤上了舞台，一齐向演员们推搡着。原来文工团也属于一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对突如其来的局面惊呆了，继而很快反应过来，一齐举着语录本高唱起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些人不管这些，一齐乱嚷：“下去！下去！滚下去！”文工团员们冲出重围，爬上卡车，连夜离开了这个队。据说，男演员们衣服全被撕破，女演员们身上被人拧红。一个月后，我们队河段完工时，整条河上已没有几个队了。小牛车拉着我们奔回四十里外的家时，小麦已有尺把高。这条笔直的渠道，两岸的黑土散发着盐腥味，渠底平坦如砥直伸向远处。
四
入冬，寒风过后，几场大雪压下，大平原上白皑皑地不见天际。队上不可一日没活干，人们下地，将一条条毛沟的积雪用锨扔进地里，给旱田增加些水分。大队从五个小队各抽一人去写标语语录，小队居然推荐了我。我那年十八岁，其他几个都三十大几，清一色的“四不清”会计。细四清时他们上了“楼”（挨整），然后下了台。我穿上厚棉衣、棉裤，戴上棉帽、手套，在农家的土坯后墙早已灰好的白灰面上，用铅笔打上美术字印，他们用红漆一笔笔刷出。不几日，那些“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万岁！”“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进行到底！”一幅幅醒目的标语布满了全村。写完标语，进户写门方。我们按语录本选好字数少的语录，在门上打好虚格，再用漆一字字写来。郑会计写大楷，马会计写魏书，而隶书是史会计最拿手的，上了门十分漂亮。天越来越冷，写字速度也越来越慢。上午写完一块，几个人躲进人家暖和，中午到某个会计家腾干粮吃，再小歇会儿，趁阳光暖和再写一两块门，就各自回家。大队干部偶尔遇上，还夸奖几句：“写得不错呀。”我们则呲牙一笑。全村二百多户人家，到底写了多久，没有去计算，反正没人过问，各队给计着工分。
最早戴的语录牌是我用红纸做成，写上语录，贴上硬纸板，用曲别针别在上衣口袋上。很快有人从沧州带回了毛主席像章，那比一分硬币差不多大，戴在胸前好不荣耀。于是人们四处买来，（应该说是“请来”）老人、孩子、小伙子、姑娘、媳妇谁都要戴，否则不以表忠心。像章也越戴越大，铜钱大、茶杯底大直至小碗口大。听说最大的脸盆大，但那已无法戴胸前，只能挂在墙上了。
五
离过春节还有两个月，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应运而生。成员还是老办法，从每小队抽四、五名小青年参加。小王、小戴、杨姐和我去参加。我只是一支笛子作伴奏员。不用再下地干活，每天搞“文艺”，何乐而不为。排练场设在一队队部，每天二十多个男女青年聚在一起，听小王安排排练。小王是天生的文艺坯子，嗓子好，会表演，瘦长的身材，又蹦又跳又唱，杨姐嗓子明亮，我们居然成了宣传队的骨干。门口、窗台常常围上一群孩子、大人观看，把一个小村搅得火暴异常。那些节目，无非是独唱、小合唱、小舞蹈、三句半、对口词之类。象“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四个老汉庆丰收”等。杨姐最拿手的是那首忆苦思甜的独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唱着唱着，竟然掉下泪来。舞台上再配上地主老财欺压百姓的活动背景，还真感人。演出时台下的老头儿、老婆儿都跟着掉泪。小王拿手的是清唱样板戏《沙家浜》选段“太阳照在阳澄湖上”，那台上的郭建光，扮像英俊，红光闪闪，“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声音嘹亮，响遏行云，常常博得台下大人小孩一阵掌声。
刘大姐是文工团的女演员，长得秀气，演话剧很出色，嗓音沙哑，听起来也很独特。这个天津女孩因成分不好被清出了文工团，来到新建队劳动。大队干部虽然如获至宝，但又怕上面知道了不好交代，只好让她到宣传队参加指导，不参加演出。各个节目在她的设计安排下，立即增色不少。春节演出的前一天，她默默离开了宣传队，从此再没参加。两年后，她结婚回了天津，离开了农场。
一天，小王借了一件破旧的老人衫穿上，又套上一条膝盖处张口的黑裤，鼻子下挂上一片黑胡，头戴一顶破毡帽，手拄木棍子进了排练场。喧闹的屋子里立即静了下来，二十多双眼睛都投向这个要饭的老汉。还是一个姑娘眼尖，从他眯起的眼和抿着在笑的嘴角看出了破绽，“小王！”立即引来了哄堂大笑。
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要改编一个剧本演出，我从一本新故事集上选了“火药枪”，一幕幕地改编起来。故事大意是说一个社员，性格暴躁，点火就着，人称“火药枪”，与邻居产生误会，搞得两家不和。后来，经过学“毛选”，进行忆苦思甜，认识了错误，两家贫下中农重归于好。可惜剧本改好后，排练已到尾期，已没有时间再排，只好搁了起来，转年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六
义生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但父母死得早，只好在街道上焊锡壶挣钱度日。沧州动员到农场，他踊跃报了名。他个子不高，肩很宽，腿肚子很短，结结实实。贫农成份，又积极进步，队里让他干了伙食管理员兼厨师，他做的馒头又白又大，半斤一个象大妈妈，咬起来又硬梆又好吃。他熬的菜又烂又好嚼，五分钱的票一份，又要给你舀上一大盆子，好象不要钱一样。人人都很满意，干部也夸奖他。很快他成了队上的模范，他还写了入党申请。每晚全队集合在空坝子里，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报纸社论，总由义生来念。电灯用一根竹杆子挂上，贼亮贼亮。蚊子、飞蛾很快围着他转起来，汗也随着他的脸和裸露的上身流淌下来。于是，有人拿把蒲扇，上前扇着，一边向人们挤眉弄眼。
我们每天吃着义生做的大白馒头，听着义生念的毛主席教导和梁效社论，惬意得很，白日的劳累都随之消散。但是，好景不长，队干部清理伙房库存，发现一个月的口粮要差半个月，这还得了。义生从此成了地里的壮劳力，每天晚上领着学习的不再是他了，他那份申请也就永久地消失了。
义生干活很卖力气，我和他抬筐他总要把后杠，还要把筐绳子拉近他。春节回来，见了我，从挎包里拿出一本薄薄的书，递给我：“小张，这本书送给你。”书名《濒湖十八脉》，那个年代，我能找到的书我都看，这本书也不例外。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显然是继承了李时珍《濒湖脉学》，在二十七种脉象基础上去伪存真，对十八种脉的形态、鉴别和各脉象所主病症进行了描述。中医的十八种脉象，真可是高深莫测，我渐渐陶醉在书中。可能我对医学的爱好就从那本书开始，中药、汤头药方、针灸穴位都学了一二，大洼里百多种草药都能认出。年，职工联名上访，沧州行署批准全体回城，义生回了家。那时，他已经结婚了。
七
老左，从根儿不是坏人，出生好，干活也卖力气，来自沧县的白草冢。只是爱说个俏皮话，荤的、素的皮科（歇后语）他张嘴就来，又恰到好处。可他没想到，这张嘴给他带来一场灾难。
那年，各地盛行“早请示，晚汇报”，如西方教徒祈祷一样，每天早晚雷打不动。早上一睁眼，集合上工之前，面对领袖和那个副统帅像念一段主席语录，唱一首语录歌，最后齐声祝福“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然后分配当天的农活，各奔东西。那天，背完语录，开始唱歌，由副队长起头，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谁知那天老左是吃错了什么药，还是晚上做了什么恶梦，鬼使神差地犯了一个大错。他居然唱的是“天大地大不如我的鸡巴大”，手中的一个小烟袋还卜楞着打着节拍。很快，这句该杀的、狂妄的、充满恶毒性的、侮辱性的歌词被人举报。分场、大队立即组成专政组来打证落实。专政组中有个年轻的女知青问：“他说的反动言论是吗话？要说原话。”队上人也不好直说，只说：“他唱的‘天大地大不如他的那个大。’”“他的那个是吗？”女干部要追根问底。“对女的有点背口。”队上人还是有点不好张口。“说吗，怕啥！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二字，到底说的吗？”“就是他卡巴裆里那个。”“到底是吗？”女干部有些愠怒。“不如他那个鸡巴大。”汇报的只好兜了底，女干部脸红了一下，不过终于搞清了问题，打马回去了。从此，老马交了厄运，正好天下大雪，队上没活干，批斗会可有的是时间开。他是会上唯一享受长板凳的，不过是跪在上面，嘴里要不停地认罪，“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贫下中农------”。忽地，队部的风灯拧小了，昏暗得看不清面孔。当然，也免不了别人拳脚和他皮肉猛烈地接触，老左的嚎叫声传出好远。
老左成了坏份子，每日监督劳动改造。他从此失去了笑容，只是把褐灰色的旧毡帽压住半边脸，闷头干他的活。他是庄稼把势，耕种锄耪样样在行。开春了，队上忙起来，时间一长，又是贫下中农，本质是好的，也就没人再管他。不过总有人和他打趣说：“老左，那玩意还大不？”“早他妈蔫蔫了。”老左是队上十几条老光棍子之一，两三个月要回趟家，他家在四十里外。晚上收了工，骑上老铁驴上路，早晨上工吹哨前准时能回来。几年后，老左快五十岁了，队上每天工值三毛钱，侄儿让他退职离开了农场，回去跟他侄儿过日子。人们谁也想不起那件事了。
八
老冯，生就了一副尖嘴猴腮，似乎人见人烦。他自嘲：“爹妈给的，又有吗法。”人又十分机灵，重体力活他往后靠，手头活却干得利索，割麦、砍高粱、打草，样样在先，但嘴不饶人。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冯猴子”。四十几岁的人了，实在孤独。文革开始，老婆在沧州也呆不住了，从厂子下来，带着三个孩子来新建队。老婆高高大大，模样还端庄。两个大的十五、六，一个女儿七、八岁，也都伶俐。孩子无学上，老婆和大小子就到队上干活，挣点工分。
一下来了几口，住又成了问题，新建队房子挤，大队农户谁也不愿招四类分子。队长想起二里地外的废弃扬水站，老冯乐得如此，收拾收拾搬了进去。大泵房用秫秸隔成三间，孩子一间、大人一间，另一间作厨房。几个泵台子也不别扭，正可放瓶瓶罐罐。文革的号角越吹越响，老冯被揪了出来，成了专政对象，原因之一他是地主的孝子贤孙，原因之二平时看起来有点刁猴（不老实）。每天被押到大队部前，脖子挂上牌子，腚撅起来，自述罪状：“我是地主羔子，我是地主的孝子贤孙，我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反复几十遍后，押回专政队劳动。老婆脾气好，和人，几个老娘们也愿意跟她一起干活。老婆对人说：“其实老冯没做吗坏事。”别人只有点点头，不好再表态。一个月过去，大队专政队人员变动，对老冯管制松懈下来。
秋深了，队里还在抽水浇地，水泵旁扎上窝棚，几个五类分子黑白盯在那里。老冯干过电工，自然是这里的“工程师”。一天早晨，水泵不转了，检查毛病，原来是水中杂草堵塞吸水口。霜降节，晨霜铺在衰草上，抽水泵没了声响，专政队长骑车来到这里，吼道：“楞吗鸡巴神，赶快掏！”几个人面面相觑。老冯从窝棚出来，没说别的，脱下皱皱巴巴的一身灰衣服，人们看见他那腿和胳膊比麻杆粗不了多少。他那一身黄皮倾刻变成了鸡皮，卡巴裆那玩意儿缩成了一砣。他抱着肩呲着牙“嘿嘿”笑着，从身高马大的队长身边蹭过去，慢慢走到水里，深吸一口气，他那两排肋骨越发凸现，使人想起队上分死羊肉时剔净的两块羊排，他猛地扎进水里，人们知道水窝子足有两米多深。
水泵又转了，老冯带罪立功受了表扬。不久专政队没活干了，各自回小队监督劳动。一天，老冯随农工们去挖沟，锨从肩上滑下来，幸好没剁上脚后跟。人歪倒在沟里，口吐白沫，不醒人事。人们把他背到附近牲口棚撂在炕上，他绻成一团，好半天才缓过来，老婆子在一边直抹泪。从此，他的癫痫病时常发作。几年后举家回沧州，是队长亲自给他办的迁移手续。又过了些年，问到沧州的工友，答：“冯猴子，死了。”
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