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大洼文学

摘要:在历史变迁中,“大洼”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记忆与特点,同时也就孕育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富有特色的朴茂粗犷的“大洼文化”。置于燕赵文化圈内的大洼文化深受燕赵之风熏染,形成与燕赵文化内核同质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同时也鲜明地体现着燕赵风骨。独特的“大洼文化”是“大洼文学”形成的生活源泉,“大洼文化”滋养了作家们的诗性品格。“大洼文学”以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成为继“荷花淀派”文学和“大运河文学”之后,沧州文学板块乃至整个河北文学板块中的重要一支。随着黄骅经济的发展,作家作品的不断成熟, “大洼文学”在逐步走向繁盛。

  所谓“大洼”是指天津以南、宣惠河以北的老黄河三角洲冲积扇的广阔区域,其中绝大部分在黄骅腹地。这块土地曾三次被海水淹没,黄河曾三次改道从此入海,燕王扫北曾使境内人烟灭绝……然而,还是这块土地,历史上曾出现过空前的繁荣,留下了很多历史遗迹。 兮城、武帝台、海丰镇、郛堤城等等,不禁让人们回忆起徐福东渡的悲壮,武帝登高望海的威武,郛堤城的兵戈刀影,柳河畔的灯影帆樯和“万灶青烟皆煮海”的制盐场面。至元末明初,黄河最后一次南迁,这个曾富甲一方,名震京城的地方,变成了“九河下梢”、“苦海沿边”,到处野草丛生,沼泽、洼淀星罗棋布,“大洼”就此形成。

  在历史变迁中,“大洼”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记忆与特点。据考证,现在黄骅全境的个自然村,大都是明永乐二年以后外迁而来。近代,这块“大洼”既播撒过革命的火种,又是匪盗聚集之地。这里发生过捻军领袖张宗禹的部队与清军的生死血战,有过义和团运动,有过抗日救国的军民御敌;出过西北军著名将领张之江、革命家赵博生和黄骅烈士;也有过邢仁甫、冯冠奎、李九沟子等大叛徒、大土匪……历史的盛衰,先民的灭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魂牵梦绕的回忆。至今还有诸如民间传说、歌谣、渔鼓、麒麟、龙灯、高跷、旱船等诸多民间艺术形式在广为流传。同时“大洼”恶劣的环境、特定的地源,又决定了这一带人民的生存、生产活动:割苇织蒲、打鱼猎雁、种地晒盐、放牛跑船。这样的一种生存环境,自然孕育了人们粗犷、野悍的草莽精神。再加上封建礼教、传统道德与外来观点的撞击、交织,又造就了这一带人民吃苦耐劳、勇武憨直、坚韧倔强、敦厚自奋的独特性格,同时也孕育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富有特色的朴茂粗犷的大洼文化。

  一、独特的”大洼文化”是”大洼文学”的源泉

  1、“大洼文化”的提出

  独特的“大洼文化”是“大洼文学”的源泉。“大洼文化”作为一个概念的正式提出得益于一次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年到年三年多的时间里,刘增华和张华北为国家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在南大港农场奔波劳作,在一个仅有三万人口的农场,整理编印出了一本二百多页的集成资料卷——《神鞭赶水》。阎可华年为此书作序,题为“粗犷绮丽的大苇洼文化积淀……序《神鞭赶水》”。序曰“千百年来,在这人烟稀少,几乎与外界没有多少来往的洼民中,积淀了很深很厚的大洼文化层”。这里,可华指出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特征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即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中国是一个内陆型的农业文化国家,有着广阔的地理空间,也因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出现文化的地理差异。文学的地域性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属性,它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封闭性、自然性和乡土性特征。中国文学的地域性正是文化封闭性的表现方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才会出现不同的语言风格、文化精神和艺术手法,如同一个个文学地域圈,他们之间有关联,也有区别,共同组成整体的中国文学。从地理分布来看,“大洼文化”当归属于燕赵文化圈。唐代韩愈曾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对古燕赵文化性格的准确概括。置于燕赵文化圈内的“大洼文化”不能不深受燕赵之风熏染,形成与燕赵文化内核同质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

如张华北在散文《大洼年节》里描写的年会上种种民间艺术形式:大洼人要擂“用壮硕的黄牛皮蒙成,面宽四、五尺,鼓腹要三人合抱”的大鼓,要由大洼里最壮实、最有威望的鼓手来敲。“单声敲响,可蹦山裂石;连声敲出,可震落繁星。那威武雄壮之势,如雄狮在咆哮、在怒吼”;大洼“舞钹的都是大洼里百里挑一的精壮后生,二、三十人一队,气势最壮。……鼓声骤响,金钹如云;鼓声震动,金钹似海。其威武如猛虎出山,其雄壮似将士出征。钹舞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大洼人勇武刚毅的脾性。”还有敏捷的狮宝、腾飞的龙灯、急驰的竹马、颠簸的旱船、惊险的高跷、妙趣横生的小车子会,等等,这些传统文化形式开阔、奔放、热烈,在尽情抒发大洼儿女性情和个性的同时,也鲜明的体现着燕赵风骨。

  2、“大洼文学”的源头

  洼民们生活在封闭的圈子里,与外界缺乏联系,互相隔离,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出于一种自然的要求,任何地域包括困苦地域的人民都愿意亲近文学艺术,以之作为紧张劳动后的休息与净化。据说,解放前的一年,黄骅的一个村要唱大戏,因为那里的百姓从未看过大戏,于是请来一位叫“知识二大娘”的妇女,说依着她的样子看戏。这位二大娘看戏时犯了癫痫病,在地上乱滚,全村的人都学她的样子,在地上滚起来。如此落后的文化,令人心生无限的悲哀和同情。

  大洼的百姓渴望文化,因此,这一地域蕴积着对文学艺术的巨大需求。这块荒凉偏远的土地上最悠长动人、最广为传唱的歌谣是《小寡妇哭坟》。“哭坟”从史秀英开始,经过民间四十多位“哭坟高手”的集体唱诵,在这方水土上已流传了一百多年:

  我的祖母摇着纺车哼唱过/我的母亲劈着高粱叶吟唱过/我的妻子织着苇席学唱过/这是当地一位多情的寡妇/留下的歌声呵/小辛庄啊大东门儿呀/史家的闺女张家的人儿啊/……《哭坟》

  “哭坟”哭的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是一方水土的人们共同的生命体验。整个歌哭的过程都充满了诗的思想和诗的感情,并最终形成了诗歌的形式。这种发自底层发自民间的诗性觉悟,是大洼人一种自觉的诗性能力的展现。这种伤痛与诗性的完美结合,焕发着奇异的艺术魅力,使大洼作家田松林着迷,经过几年的挖掘,他终于将这首在民间口头流传的长篇民歌,以文字的形式整理并定型。这本身就是一次文化寻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田松林巧妙地借助民间集体的智慧,一次性地完成他对于生存伤痛体验的诗性表达。如今,黄骅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作家比如贾漫、刘小放、何香久都是诗人,李文岭和田松林等虽然是写小说的,作品中也不乏诗性。是黄骅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孕育的“大洼文化”滋养了作家们的诗性品格。“尝试诗性生活与诗性写作”,已成为大洼作家共同的追求。

  二、“大洼文学”的提出与认定

 1、“大洼文学”的提出

  年生于黄骅扣村的老作家田松林,从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以来,一直致力于对本地域个性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他的作品大都是反映大洼人的生存、生活、奋斗与发展的。年7月田松林小说集《老洼》出版,刘襄铭、张华东在为其作的序言中写到:“这里,经历过时代的风雨雷电;这里,生出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人和事。大洼和大洼人需要有人写,很值得一写。松林先生的《黑船》和《老洼》便开了大洼文学的先河”。“大洼文学”在这里较早提出。

  田松林的小说集《黑船》与《老洼》出版以后,以其鲜明的地域风格在河北省内引起了一些反响。年省作协第6次代表大会小组座谈时,原省作协副主席、老作家张庆田先生提出一个“渤海文学”的概念,说沧州的文学创作与唐山的文学创作可以划归一个文学流派给以重视。但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会后,张庆田先生又在《文论报》发表文章,重新提出了“大洼文学”的概念。文章具体分析了《老洼》中的部分重点作品,但仍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年田松林的《蒲堂闲墨》问世后,张庆田先生再次在《文论报》上发表文章:《由田松林的小说看大洼文学》,“大洼文学”这一称谓,才逐步进入人们的心中。 

  2、标杆凝聚群体

  大洼独特的风土,独特的文化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在苦水中泡大的大洼人,有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和求索精神,加上艰苦环境磨砺出来的极强忍耐力,使他们的争先意识一代比一代强烈。于是,成功者就成了黑暗中的一盏灯,就成了文学路上的一面旗。七十年代以来,从大洼走出来的文学创作队伍日渐壮大。贾漫、田松林、刘小放、何香久等一批“大洼文学”的扛旗者,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不仅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极具大洼文化特色的作品,而且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者。

审视“大洼文学”,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它在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个核心人物或者是标杆,围绕这个榜样,群星灿烂。比如,贾漫的作品由教师拿到课堂上,便有了田松林等一群喜欢创作的年轻人。田松林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又带动了如刘小放一样的新一代文学青年。新世纪以来,黄骅地域涌现了一批很有作为的中青年作家,如何香久、李文岭、张华北、祁胜勇、讴阳北方等,他们各有自己的标杆,用诗歌、小说、散文、杂文等文体形式,以大洼为题材和背景,创作、发表和出版了数百万字文学作品,在河北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作家群的出现、老中青的结合、多文体实践,“大洼文学”鲜明的特征首先在沧州文坛引起了应有的   这片蒹葭苍苍、蓁蓁荣荣、春铺翠毯、夏涌碧浪、秋芦若雪、冬苇似金的万顷大洼确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大洼作家群深沉得爱着这片土地。对乡土家园的热爱驱使他们自觉地在创作中主要表现这块土地上的人生故事,他们很多作品的篇名都直接以大洼或大洼的主要形象特征为题,如《老洼》,《蒲根蒲草》、《大洼如歌》、《故乡在芦苇深处》、《风中芦苇》等等。可以说,在大洼作家群的作品中,“大洼”是难以抹去的、永恒的中心的意象、主题和“情结”。

  田松林说:“因为生在苦海沿边这么一个特殊的地域环境,饱受了这种独有的风雨的滋养,所以也就对大洼的地理环境、大洼人、大洼风情,有着一种深厚的执著的感情与缘素。……”李文岭说:“尽管我离开黄骅三十多年,做的最多的梦还是家的那个土炕。……你是哪片洼的人,你就离不开那片洼。人,生在了什么地方,就决定了他的归宿。”

  何香久说:“那是一个文学的富矿,它所给我的文学营养超过了任何一个地方。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月黑风高的土匪故事,凄婉哀怨的民间传说,让我走进了一个地域文化的新大陆,从那时起我开始写小说。……”

在大洼作家群中,就对大洼的出色描绘及“大洼情结”的浓厚与强烈而言,刘小放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大苇洼,你是我真正的祖宗/我的根就与你深古的芦根盘在一起/我就是你滋生的那管芦笛呵/带着一腔大洼的土腥和皴绿的胎记。”《胎记》诗人吮吸着独特的地域和人文造就的独特的大洼民俗文化的营养,形成独特的诗情;而经由诗人的创造而复活、重构的大洼民俗文化,也给人带来美感享受。

  对“大洼文学”作家有个“群”的印象,无论对赞赏者来说,还是对怀疑者或厌弃者来说,这都成了难以抹杀的事实。现代人文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重视地理条件对人的影响,甚至视为人之生命和文化的来源。从区域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对文学影响的角度来关照作家群,就发现大洼这块地方的环境对当地作家很有影响,由此使“大洼文学”作家群表现出了鲜明的群体特色:其一,具有鲜明的大洼地域特色。作家大量描写了大洼的地域特色,使作品具有奇特的自然美;其二,具有粗犷豪爽的大洼民众性格特征。因大洼地域特点,造就了大洼人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粗犷憨直的性格,作家在作品中反映这种旷达阳刚的人性美;其三,具有厚重的大洼历史文化积淀特征。这里秦汉遗迹众多,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众多,为作品增添了历史的苍凉美。 

  3、对“大洼文学”的认定

  年,河北省作协主席铁凝到沧州召开座谈会,对沧州文学现象做了定性的分析,认为沧州已在形成大洼文学、运河文学等几个文学板快,正式将“大洼文学”作为沧州的一个文学品牌。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和好的形势,年5月在“河北省基层文学现状与发展趋势”调研活动汇报会议上,原沧州市作协主席左立之先生,做了题为《为壮大文学队伍,多出优秀作品而努力》的报告。报告中,把发展“大洼文学”作为今后两三年内有新突破的工作重点之一向大会作了汇报发言:“沧州运西已出现以任丘青年作家蔡楠、王建刚等为代表的新荷花淀派,运东以田松林、祁胜勇为代表的大洼文学。省作协有关领导几次提出发展大洼文学的建议。但目前看来,我们的大洼文学尚未打出品牌。今后要加强对大洼文学的研究探讨,组织作者深入大洼生活,挖掘大洼文化的深厚底蕴,创作有鲜明特色的大洼文学”。

  在此次会议上,沧州作协副主席何香久在《沧州作家创作态势分析》的第三部分《关于精品战略的调整》中,谈到沧州文学定位的问题时说:“文学创作固然是很个人化的行为,但是,再个人化的创作也必定有其扎根的土壤,创作的兴奋点也正是由这块土壤激发的。沧州应该有自己的‘地缘文学。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选择一两个文学板块进行重点突破,比如‘大洼文学”。

  经过讨论与研究,铁凝在大会结论中,正式明确了沧州“大洼文学”的提法并予以了肯定。“大洼文学”的提出并被社会认可,标志着“大洼文学”在逐步走向成熟。“大洼文学”继“荷花淀派”文学和“大运河文学”之后成为沧州文学板块乃至整个河北文学板块中的重要一支,与它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是分不开的。尽管还没有大作和力作,毕竟确立了自己的地域文学风格。这不仅是指作品在题材上的地域性,即表现了大洼的地域性事物、人情、风俗、民性等等;而且是指在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养育下的家,尽管由于对文化的   三、“大洼文学”的发展与繁盛

  1、“大洼文学”研讨会的召开

  “大洼文学”的旗帜虽然竖立起来,但仅仅还是一种自然的表现,一种文学现象,还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年8月20日,黄骅报总编刘东昌组织召开大洼文学研讨会。沧州作协主席左立之、理事王兆龙,作家田松林、张华北、何香久、讴阳北方等30余人参加,此报于8月25日发了专版。座谈会上,新、老作家,文学爱好者济济一堂,各抒己见,就如何把这种文学现象上升到文学理论从而更好地去指导创作实践;如何利用黄骅报“大洼文学”副刊这片芳草地培养更多的文学新人;如何扛好“大洼文学”这面大旗使它发扬光大,从而打响“大洼文学”的品牌,及“大洼文学”产生的地域背景、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座谈会上,何香久的发言极具前瞻性,他提出了“大洼文学“今后发展的三个战略方针。首先是找准定位,何香久认为,“大洼文学”不应该仅定位在沧州,而应定位在全国,要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这无疑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对”大洼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发展方向。而要达到这样的高度,何香久认为第二步应该有一个自我充电的前提,必须对成功的文学流派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在保证创作质量提高的基础上,何香久提出第三步应适应文学市场的要求,认真谋划,叫响品牌。具体实施方法是,把作品集中在一起,占领大刊物,以集团优势打出去,同时还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另外,发展“大洼文学”产业,对“大洼文学”进行适当到位地商业运作,是繁荣发展“大洼文学”的捷径,这一点成为与会者的共识。近年来黄骅经济的腾飞,使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成为可能。 

  2、文学期刊《渤海潮》的复刊

  年1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将黄骅市列为全省首批“扩权强县(市)”之列。特殊的历史方位,难得的发展优势,时代在赋予机遇的同时,也为成功加注了条件。昂扬的精神风貌,健康的审美取向,高尚的精神追求,是黄骅人推开胜利之门的力量。在年冬枣节来临之际,文学期刊《渤海潮》在黄骅隆重复刊,意在为黄骅的改革开发,发展大计打造一张鲜明的“文化名片”。

  “大洼文学”是《渤海潮》力推的特色栏目。始终   在“大洼文学”这个提法出现十二年之久以后,《渤海潮》的复刊,王蒙、铁凝、刘小放等当代文学大家、名家对“大洼文学”的寄语,这一沧州文学艺术界从未有过的事情,重新激发出一直默默耕耘着的大洼作家们的思考与感动。而大洼作家群在几年的厚积中,也在不断推出高质量的作品,使“大洼文学”焕发出新的生机。

如近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的张华北,已出版散文集《大洼如歌》、《大洼行吟》等。散文在《美文》、《散文百家》、《当代人》、《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等多家报刊发表,目前已有散文作品百万字,并获多项奖项。其《大洼之草》获河北省第三届散文名作奖一等奖(),《大洼治蝗》获河北省第四届散文名作奖一等奖   (),《洼里黄牛》获河北省第五届散文名作奖一等奖()。《洼里狗吠》获中国第二届当代散文精英奖一等奖()。《当狗依附了人》获中国第三届当代散文精英奖一等奖(),等等。他的散文创作尤以渤海边的大洼风物为特色,在他的笔下,大洼被赋予了独特的自然之美、淳朴的人文之美和生活之美,他被称为对大洼进行全景描绘的作家。   年9月3日,在风光独秀的南大港管理区,河北省散文学会、沧州市文联、沧州市作家协会联合举行了“张华北散文艺术研讨会”。中国散文学会、河北散文学会、《散文百家》杂志社、沧州市、黄骅市各地专家、学者、作家及新闻媒体单位近50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大众阅读报》、《沧州日报》等十余家报刊刊发消息,《人民网》、《文学会馆》、《长城在线》等多家网站转发消息。

  张华北的成功无疑证明“大洼文学”不管是创作,还是策划、宣传都在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而这种努力,不仅促进了“大洼文学“的发展与繁盛,而且也使越来越多的人   3、“大洼文学”代表作家的访谈

  年底到年初,《今日黄骅》报的记者吕振杰,陆续在该报发表与“大洼文学”几位代表作家的访谈录。人们欣喜的看到,“大洼文学”的作家对“大洼文学”发展宠辱不惊、与时俱进、冷静开放的态度。

何香久说:“大洼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文学”的概念,它是一个区域的文化精神在文学上的体现。大洼文学是有血性、有根性的文学,它们展示的是一方水土上的特殊人群的生存状态。大洼的生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的生态,相信它会一步步发展起来,并树立起自己的旗帜和产生一个有影响的作家群。”

  现任沧州文联主席李文岭说:“大洼文学”的提法很重要,起码对于沧州也对于黄骅的文学创作来说是这样。……大洼,我们还可以往大处思考,我们整个中国,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片洼。……沧州的作家肯定地要走自己的路,肯定会走进这一片洼,也肯定会走出这一片洼,肯定会走进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殿堂。“大洼文学”如果成例的话,它不单是沧州的,也不单是河北的,它应该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

  老作家田松林说:“大洼文学”不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也不仅是题材概念,它更是一种文学品格。如果单从有限的地域上来认识,从题材上来认识,那就窄狭了。把它放到文学品格、文学的个性上来研究、来发展,它就是无限宽广,就是永恒的了。

  当记者问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洼文学”会不会落伍,或者说消失?它发展的前景会怎样时,田松林说:“作为一种文学个性和文学品格,是不会衰落的。因为个性、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没有地方的,就没有全国的;没有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黄骅是发展的、进步的,‘大洼文学也必然是发展的、进步的”。

  通过访谈可以看到,大洼作家群整体文学观念的提升,而文学观念的提升必将带来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年10月,青年女作家讴阳北方历时四年,三易其稿,以大洼一个家族三代女性悲剧命运为核心的长篇小说《无人处落下泪雨》出版。年1月10日,有关这部作品的研讨会在现代文学馆如期举行,会上,雷达、白描、陈晓明、蒋巍等著名评论家对作品的人物、主题等展开激烈的讨论,对作品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是作家的骄傲,也是“大洼文学”的骄傲。

  四、结语:“大洼文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古国,包括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等在内的区域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同样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在特定的地域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文学现象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学对地域性问题的   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代不乏人。当前,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趋势背景下,把它作为一个紧迫的课题提出来,是中国人文学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积极思考,显示了一代学人的热忱和良知。“大洼文学”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目前学术界对其尚无系统全面的分析与总结,这似乎与“大洼文学”作为独特的文学现象不太相称。因此,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大洼文学”与大洼地域文化的关系,是笔者选题的动机所在。并希望通过粗浅的尝试性研究引起学术界对“大洼文学”创作更加广泛的   参考文献:

  刘增华张华北编《神鞭赶水》,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版,第1、2页。

  张华北《大洼如歌》,人民日报出版社,年版,第53、54页。

  刘小放《刘小放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58页、27页。

  李文岭《贺渤海潮复刊》,《渤海潮》年第一期。

  吕振杰《“大洼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访资深老作家田松林》,《今日黄骅》年1月13日第七版。

  吕振杰《大洼文学?诗性写作?——沧州市文联主席李文岭谈自己的文化观点》,《今日黄骅》年1月10日第八版。

  何香久《何香久抒情诗选》。花山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张凤燕,生,河北沧州人。沧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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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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