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电视台塔
照片上，我和一些较早到宣传部的同事站在后排。令我疑惑的是，一直领导我的另一位上司胡米番却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也许，那时他已经去了江南的一个办事处，从事全新的一项工作了。对这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上司，我还是多少了解一些，他本质上是一个喜欢挑战和冒险的人。但这种性格，让他的人生变得风云莫测。
年底，通过一次公开的选拔考试，我离开工作了四年多的盐场二分场，来到宣传部门工作。那时胡已经主持工作，我就在他的手下负责广播工作。工作很简单：编稿件，录节目，放广播。一套流程下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广播不像电视，播出前一定要审查几遍；再说，我用的稿子，大都是电视节目已经用过的，更不用重复审查。胡部长看我做了几期节目，便对我很放心，放手让我工作，很少干涉每天的事情。这让我体会到，跟“上面的”领导比起来，分场的领导确实很土。
那时我也很认真地工作。怕睡过头，早上上了闹钟，五点五十分准时到机房开机：《国歌》的卡带都已经倒到位，“本台”的节目也早就录好了。一个多小时的节目，转播中央台省台的节目用去近一个小时，“本台”节目大约三十分钟，其中“本场新闻”只有十分钟，有时只有四五分钟而已。剩余的二十分钟就是播放选择好的流行音乐或一些戏曲节目。
那时令人心烦的事情是，一天两次的天气预报是要直播的。节目马上就应该结束了，早上上班的人们已经到办公室打扫卫生，气象台的预报还没有通过电话传过来，搞得我很紧张。有时由于时间紧急，电话里记的内容不够清楚，直播天气预报的时候会说错话：但通常也没人听出来，纠结一阵就过去了。另外一个让人不爽的事情是，常年不能请假；确有事情，只能临时找人替。我记得，我常找的替班就是当时还没有离开盐场、后来成了省报记者的盐校同学，当时他在宣传部做电视采编。我没去宣传部的时候，因为前任广播员已经请辞，在无固定人手的情况下，他当备胎值了几个月的班，也是老手了。他的洼普还是很让人回味。
早年，寿光某乡镇年轻的电影放映员出身的胡米番遵从父辈的安排来盐场当了一名工人。他靠聪明灵活勤奋，从一个行政科的内勤干起，一直到进入宣传部的重要岗位。也许那些年播放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铁道游击队》《江姐》等等这些红色题材的电影对他影响太大了，当他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机会来临时，他一把就抓住了。他有很好的口才，写一笔好字，有流畅的文字写作能力，这使他成功赢得了一位已经擢升为场级领导的原部门领导的信任。或者，他也多少沾了一些小光，因为他们两位的夫人，医院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胡一跃成为宣传部门的副官，并开始主持工作。其时，盐场正在改朝换代，新任领导雄心未展，正潜心准备干一番事业，胡米番成了领导身边的少壮派成员之一。
但是他的副职的头衔却一直没有“扶正”，这让他有些头疼。更令人头疼的是，后院也有些乱。刚学成归来的党委常委此时被任命为宣传主官，成了我们的直接领导。显然，老成持重还是容易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胡思量再三，准备另辟蹊径了。不久，他申请去外地工作的想法被批准了。这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级别升了，成了正处，二是远离了是非之地，三是他离主要领导的距离，似乎更近了。
胡米番为了实现他的人生梦想开疆拓土的时候，党委常委和王台长的到来也让宣传部的风格变得更专业、更扎实了一些。
早些年靠了职工影剧院的一次演讲一战成名后，王在领导身边工作数年，已经十分有把握可以理解主要领导的心思。他接管电视台的电视新闻采播，动了脑子让一些新的理念、思路进来。他直接指挥电视采编人员抓热点，找新闻，抢时效，搞专题。他文笔老辣，有时亲自捉刀上阵，提炼新闻，一气呵成；摄像人员外出，他跟着去采访现场，一起研究采访思路，研究切入角度，分析配合什么样的画面更适合反映的主题。他没有架子，懂得宣传，懂得调动下属的积极性，采编人员愿意跟他一起出去。既省了费一些脑筋，而且容易有好的呈现，得到大老板的赏识。党委常委便很放心电视采编，一心只是抓一抓报纸稿件的审查。
那些年，我厌倦了广播的录制和电视节目的配音，提出当一名专职文字记者。党委常委很支持，确定我可以是宣传部的自由人，以向报纸供稿为主，也可以为电视采编提供文案。有了他的支持，我有计划地下去进行深度采访，回来后形成类似报告文学或长篇通讯之类的成果。记得采访一位食品盐市场的专家后，对山东省食乃至全国盐行业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深度分析，党委常委亲自写了批语介绍给主要领导，可惜信老板并不感冒。采写的通讯报道《三彪人马共闯大市场》等多篇文章也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并让我参加当年的山东省企业广播节目评选。后来，与电视组的同事一同准备了作品参赛。当年，企业电视节目虽然竞争激烈，但同事们还是拿了不少奖回来；广播作品竞争较小，“三彪人马”获得山东省政府的广播类一等奖。也算是为常委的赏识挣回了一些脸面。
盐碱联合不久，常委离开宣传部之后，也许是记着曾经的印象，他推荐我去了纪委。他在政治部门管干部，很快我的调令就过来了。那个时候，各种原因，也确实想离开宣传部门了。
算起来，盐碱联合之后与碱厂的同事共事的日子不长，总共半年不到。但是，与这些新结识的同事共同作业，一起游戏的那些日子，十分有趣，印象很深。
两个电视台的采编人员汇集到盐场的电视台这座小楼内，办公条件更加局促了。我被正式划到电视采编的阵营里，这是人马最多的一组。我们七个人住在一明一暗的两间办公室，总共有二十多平方的样子。套间的里面，房子略大一点，因为要放装摄像设备的橱子，只能放三张办公桌。外面的一间，我和曲老兄等三位同事，四张办公桌对起来，在只有十平方左右的房子里办公，里面坐的人进出，外面的人必须站起来礼让才可以通行。但这也因此让我们这些新同事之间，变得更加亲密无间了。
我和曲比邻而座。曲老师是学物理的，却对文学十分有研究，家里有丰富的藏书。我记得有一次采访的间隙，他带我到他的家里，展览给我看一些他收藏的书籍。他还特意拿出数部当时还算是禁书的书给我瞧了一眼，但马上收回了。对这些东西，我兴趣不大。有时，外出采访回来的时候，也互相探讨谁的字写得如何。曲对书法有些研究，夸我的字朴拙，我听出是说幼稚的意思，便不太客气地说，明白了老兄，有时间请多点拨，慢慢会成熟。他见我急了，忙解释说：你看你这就不懂了，朴拙是很高的境界。他为了打破尴尬，对大家说，我来写一些字，大家猜对了，中午我请吃包子。大家踊跃起来，对面的女同事也表示支持，说：就这样定了。他在稿纸上写了一个迺字，让对面的同事猜，女同事年龄小，一看就说，你乱写的，根本没有这个字。曲又把字推给我，见我没说话，说道：这个不算，我再另写一个。我说道：写了就写了，不就是个“乃”嘛。曲一听红了脸，说，什么奶不奶的，大奶小奶？把纸收回去了。正好中午有人请他吃饭，他借花献佛，把我们三四个一起叫去了，他让我做主客，二奶三奶地聊了一中午，结果灌得我大醉一场。
刚联合的时候，宣传报道任务很重，没有得闲的时候。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只要不在外面住下，接近中午的时候，知道领导也不会再安排任务，就把里间的门关了，打“手把一”，输赢就是几块钱，半个小时，就赢出午饭钱了。赢的了负责跑腿去买包子。偶尔馋了，就弄得大一点儿，看够喝一顿羊肉汤了，大家哄地散了，让腿快的去侯镇羊肉馆占地方，其他人骑了车子慢慢过去；或者有时候风大，就让采访车拉着一起去，然后，喝得满面红光地回来上班。组长也装作没有看见，跟大家一块胡扯。
有一段时间，大家不再玩这种输钱的游戏，玩起军棋来。下暗棋，两个对弈，一个当裁判。快中午了，看看到下班还有时间，但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情，组长们还在那里写稿子。两个有默契的，使个眼色，来一局？于是再用暗号让第三人去当裁判，裁判心领神会，三个人于是悄悄到有隔音的播音室昏天黑地地玩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乐此不疲。
曲不打牌，也不下棋，他很想干成点什么，整天琢磨着怎么拍专题片。他听说我也能写一写人物，便与我串通搞人物专题片。经不起他鼓动，我们两三个到盐场的养鸡场采访，为养鸡场的女大学生拍专题片。我们学着东方时空的样子，故作深沉地一会儿历史，一会儿现代，期间穿插些哲学家的名言，整一些觉得十分漂亮的画面。数度跟踪采访，直到采访结束也没有习惯鸡场的味道；养鸡女的形象更加高大起来。这部片子基本上由我们俩鼓捣完成，我参与了主要的创作过程，以及后期的配音，效果记得还可以。多年以后，已经是滨海电视台制品人的老曲还不能忘怀那时候的战火青春，喝酒就要提一提。
年初，我的电视台的生涯结束了。我去了纪委，开始了全然陌生的工作。
但我没有料到，我开始接触的第一件案件却是与老领导胡米番有关。一天上午，领导安排我陪同一位省城的律师去集团档案馆，查找资料。到了目的地才知道，律师要找的正是自己的上司胡米番的一些证据材料。他简单告诉我，委托人不服一审判决结果，正在上诉，他受托来调查相关材料。心有戚戚，我尽力提供可能的帮助给这位律师，律师很感谢我。我没有告诉他，他的委托人曾是我的直接领导。
隔了一些时间，大约是年的下半年，给予胡米番开除党籍厂籍的文件印发出来。我看到了一些有关胡的法院的判决材料：他的上诉没有成功，被判了十几年。
年左右，电视台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老领导胡米番来了，希望有时间可以与大家聚一聚吃顿饭。我们接到电话的四五位同事应约前往。好久不见，大家都问一下各自的情况，但没人好意思问胡的情况。席间，我注意到，胡米番部长并没有太多变化，只是头发更稀疏了一些，有了一些白发。大家散了的时候，我问同事胡的一些情况，他们告诉我，详细情况也不清楚，只听说无罪改判了，法院检察院陪了钱。我没有再问，以为事情的结局还是好的，毕竟都过去了。
好长时间，没有胡的消息。消息灵通的同事告诉我，胡与老领导一起，正在做些开山卖石之类的生意，利润很不错。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听声音，却是胡部长的。他想请我看一份合同，有些纠纷。见了面，我才知道他确实是在做石头的生意。我给他提了一些建议意见，提醒他合伙人之间还是好合好散比较好，否则两败俱伤，很难收拾。
胡大概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他的这起经济纠纷也没有再找过我。我后来听说，他们合作的山石生意似乎终于又瞎了：胡对喜欢赌博的合伙人黔驴技穷，他既控制不了石场，又无法卖掉石子，亲戚朋友处借的百把十万元都被卖不出去的石子占住了。胡似乎完全放弃了对合作伙伴的追究。
再见胡，已经是年之后。那时候开始，他启动了他真正的上访之路。他要求给他恢复公职，赔偿损失。中国的各级信访机关他都去过了。作为他上访的一部分，有一年，他来找过我一两次，在办公室里讲他的诉求，拿出一个电话本，上面记满了各种人物的电话。他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很同情他。
各种上访无果后，他动用了法律手段，开始仲裁，诉讼，一审二审，申请再审。他正式进入法律程序后，我没有再见过他，我不想因为个人的原因失去一些基本的原则。我还是回避一下好，当然胡一定认为我没有良心。今年夏天，同事告诉我：省高院同意了他的再审请求，书面审理后，驳回了。
这后面的一些事，似乎已经与电视台没有关系了；但它们却影响着我的生活，我便仍然记在电视台的账上。
胡米番是我的上司，他像很多平常人一样，只是一时犯了迷糊，他们的命运就完全变了。胡不能埋怨老信。我看到他在申诉状里写道：我没有新证据，信老板已经70多岁，眼底神经坏死，他不可能出庭作证。
这些年，我有时做梦，会梦见我的这位以前的首长：一会儿是他在农村放映，放《江姐》这样的电影，但画面出现的却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些镜头，胡米番伏案疾书，为了完成信老板嘱托；一会儿又成了一条高速公路的镜头，胡米番开着一辆厢式货车奔波于上海南京潍坊之间，他没有雇用另外的司机，一个人跑长途货运，货车背后的牌照是一串数字，仿佛是巨额的欠款的大写。胡偶尔也会开心地笑一下，他身旁坐着的，是为他献出了青春和老年的爱人。
胡米番的执着和灵活，都害了他。性格决定命运，你最好谁也别去埋怨。电视台塔消失了，偶然出现在你命中的事故，却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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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胜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