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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指山海关。

山海关城门，一关之隔，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在十九世纪，中国黄河下游连年遭灾，黄河下游的中原百姓，闯入东北，数量规模历史最高。

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人们所说的关东，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闯关东的人，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至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其中23年间“鲁民（今山东）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辽东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山东的百姓大多迁至了辽宁省的大连和丹东，而其他省份的百姓大都迁至了辽西（辽西中心城市为锦州）和辽北地区。

至年，为维护东北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关东实行禁封政策。这期间，关内和关外的移民，以及文化交流骤然停止，其实也是清政府闭关自守的一种体现。

至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年）正式开禁放垦。从此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以振兴关外的经济。这期间，闯关东的百姓已经大规模向黑龙江地区迁移，例如哈尔滨市的小西屯，一部分河北百姓迁移到那里，并且把河北文化带到了那里，繁衍生息。

十九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关东，此为“闯关东”来历。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年在关东局部驰禁放荒，年全部开禁，年关东总人口增至万人。民国年间（年——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万，大约占全部闯关东人口（万）的一半。全国解放后，统计的闯关东后留下的山东人达到多万，约占当时东北总人口（万）17%，而当时全国人口为5.4亿（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所以说闯关东“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因此，关东大多数汉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虽然解放后，开发北大荒，很多南方的建设者也移居到东北，参与东北的开发，但这不属于闯关东的范围）。

“关东”一词本指函谷关以东。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坡头乡王垛村，东自崤山，西至潼津，从西周以来便是沟通关东、关中的门户，乃兵家必争之地。“关东”与“山东”同义，这里的“山”指崤（xiáo）山，“山东”指崤山以东。朱元璋洪武十四年（年），大将徐达建山海关城堡一座，山海关扼东北与中原之咽喉，东北一带因此被称为“关东”。山海关以内，俗称“关里”。辽东至明代仍属山东府管辖，满人入关，削去了辽东山东之领土。因此辽东被迫在清代与山东分割！

明朝一般用“辽东”一词指称东北，辽东至明代仍属山东府管辖，满人入关，削去了辽东山东之领土。因此辽东被迫在清代与山东分割！

自康熙年间(—年)起，“关东”一词才逐渐被官方和民间广泛使用。“东三省”是人们称呼东北的另一个名称。光绪三十三年（年），分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此为“东三省”名称之始。除“东北”、“关东”、“东三省”外，还有一些俗称。如胶东半岛一带以渤海湾为界，称东北为“海北”，称山东为“海南”。另外，东北还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代称——“白山黑水”。

考古发现证明：辽东半岛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登陆点。据此，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年前。自秦汉以后，每当中原战乱，山东人或南下江南，或北上辽东避难。但是，我们通常谈论的“闯关东”是指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

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最多，其次是河北人、山西人、河南人及皖北人。其中，山东人占80％左右。自清至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万人。高峰时节，一年便有上百万人。

山东人“闯关东”，在白山黑水间垦荒、放山、淘金、伐木，是开垦东北的主力军。

山东人为什么不避风寒，不畏艰险，不远千里“闯关东”？

贫穷，是主要原因。

想当年，山东曾是富庶之地。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不承想，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逐渐衰落了。

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为何山东人只有这两种选择？这是山东人“种地为上”的思维定式所造成的。那些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举目四望，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逼上梁山，扯旗造反；其二，闯入关东，刨口饭吃。

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山东人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传统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

“韩边外”韩宪宗-把头始祖

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金帮称之为“把头始祖”。不仅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金帮亦多为山东人。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

韩宪宗（年～年），原籍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韩家庄。嘉庆年间，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从山东逃难到东北，辗转多地，最后定居于今吉林省桦甸木箕河地窨子。

韩宪宗为人粗犷豪放，行侠仗义。他与李茂林等金工结义为兄弟，在金工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夹皮沟一带有个名叫梁才的，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韩宪宗带领众金工驱逐了梁才一伙。梁才不甘心失败，招兵买马，卷土重来。咸丰四年（年）五月的一天，双方交火。韩宪宗使出“疑兵之计”：将火绳拴挂在周围的树杈上（当时使用火枪，一个火头显示有一杆火枪），梁才率人攻打时，韩宪宗命人点燃火绳。一时间，火光四射，如千枪齐发。伴随着火光，众人齐声呐喊，震撼山谷。梁才不明虚实，抱头鼠窜。韩宗宪率人乘胜追击，梁才一伙被全部消灭。韩宪宗被夹皮沟金工推举为统领。

韩宪宗整顿采金秩序，设立了一整套的统治机构，其中枢机关称为“会房”，统揽行政、司法、征税。他豢养私兵，号称有“乡勇三千”。韩宪宗采用“把头制”管理，设大班（大帮）、小班（小帮），一般大班有金工人左右，最多上千人；小班一般为20人～50人，各设“把头”管理。清朝的势力鞭长莫及，夹皮沟成了韩宪宗的天下，人们只知有韩，而不知有清。夹皮沟一带的农民、木把（伐木工）、猎户、放山人，也都接受韩宪宗的统治，就连民间的诉讼案件也都由韩宪宗的“衙门”来审理。

夹皮沟金矿采金规模不断扩大。到咸丰十年（年），开采沙金矿22处，金工达四五万人。咸丰二十年（年），夹皮沟金矿日产黄金余两，有“日进斗金”之说，是当时世界上产金最高的矿山之一。

夹皮沟地处“柳条边”外，民间俗称韩宪宗为“韩边外”。据统计，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年，达到万人；年，为.9万人；年，为.6万人；年，为67.3万人。即从年至年的10年间共有近万余人到东北谋生。据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民（含后裔）人口达到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至50万人，不少年份超过百万。

闯关东，对于那些苦难的农民来说，既是一段悲壮的历史，也是一段奋斗的征程。闯关东，为中国人口移民史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笔。

如果说清政府于19世纪开埠，浙江宁波人为首的移民造就了当时的移民城市上海，闯关东造就代表的移民城市则是大连。

在甲午战争时期，即大规模的闯关东尚未开始之时，甲午战争中残暴的日军，大量杀害旅顺（今属大连）平民，造成了2万多人被害的惨案，同时也造成大量金州等百姓被迫迁移。而大连作为随后山东人海路闯关东的停留点和中转站，接纳了大量的涌入的移民，从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相当一部分人闯关东选择了水路，从山东出海，漂到大连，再从旅顺、金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因此，在“闯关东”过程中，大连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大连在闯关东浪潮中拥有其特殊性：

一是人口组成得到极大的改变，其程度在东北的各城市中是数一数二的。闯关东之前，大连人口仅20万人左右，而闯关东之后，大连人口增加了几倍。

二是山东后裔的比例及其高，这一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的东北城市，截止到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山东人后裔的比例约占大连总人口的60%以上。

三是大连是在闯关东之后，大连口音终于成熟起来，明代时大连就属于辽东山东府管辖。大连话又称为胶辽官话，或者莱语。这是自古辽东大连和烟威两地本是同根，以聚集地的形式居住和工作，因此而形成的特征语言。

四是大连文化的形成，例如饮食文化，大连菜是完全基于鲁菜中胶东菜系的基础上，结合东北菜和福建海西（当时有少数闽人也移民至大连）菜系而形成的。

闯关东的浪潮中，涌现了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物，有正派的英雄，也有具有反派色彩的枭雄。

杨靖宇,闯关东的背景是关内的人主动或者被迫到关外闯荡，杨靖宇同志明显属于前者。杨靖宇，河南确山县人，年进入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对日军进行游击战，在关外的冰天雪地之中，抵抗日本侵略者。

赵尚志同志祖籍山东省齐东县，其祖辈闯关东至辽宁省朝阳县（今朝阳市），长大后加入了中共组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赵一曼同志在四川宜宾出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进入东北地区，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游行，年春，领导游击队进行抗日游击活动，由于她和赵尚志同姓，游击队战士们一度误认为他们是兄妹关系。

张作霖，东北军大军阀，是袁世凯之后的三大军阀之一最高领导人，祖籍河北大城县，道光年间，其祖辈进入关外，起先移居在盘锦市大洼县，后在奉天（今沈阳）定居下来，张学良也在那里出生。

杜立三，被称为“辽西巨匪”，祖籍天津（当时属于直隶），闯关东时，其父辈移居到辽宁省辽中县。其作为辽西的一个“巨匪”，不仅仅打劫关外富商，而且打劫俄国商人，后被张作霖诱杀，闯关东的匪首最终被闯关东的大军阀杀害。

比起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大人物，闯关东的百姓大多显得平凡无奇，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晚清、民国），战火纷飞，灾害频发，每一个闯关东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在21世纪的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这些当时闯关东的主要发祥地，却又各自成为了东北人（即旧社会所说的关外人）背井离乡，到外地发展的主要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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